《I.D.》杂志, 1954–2009

忆及我在《I.D.》杂志的岁月，起先作为撰稿人，后来当上了主编，再后来担任顾问编辑和专栏作家，不禁打开了记忆洪流的闸门，落下留恋之泪。或许那些故事会让人感到无聊，我就不赘述了。走过了55年，谨奉上讣告式的一则则记录。

在创立《I.D.》之前，查尔斯·惠特尼 (Charles Whitney) 是《室内》(Interiors) 杂志的出版商。有一次他在街上偶遇工业设计师亨利·德雷福斯 (Henry Dreyfuss) 。"亨利！" 他叫到，"我正筹办一本面向工业设计师的杂志。" "太棒了。"德雷福斯回答。亨利说: "我们一共才有14个工业设计师。" 查理 (查尔斯的昵称) 很愿意提起那段故事。我对他那些最引以为傲的八卦总是心存怀疑，但我从没质疑过那个。专业设计师的数量如此之少 (事实上一开始有15个) ，在一段时间内，在有些设计师看来反倒成了一件值得自豪的事。1944年，他们在纽约打赢了官司，确立了工业设计师这一职业。

第一期《I.D.》(Industrial Design 的缩写)，1954年2月出版，及定制设计的邮递信封。(图片由 alvinlustig.com 提供)

1954年2月，第一期《I.D.》问世，由简·米塔拉齐 (Jane Mitarachi) 和黛博拉·爱伦 (Deborah Allen) 合作编辑。两位年轻的编辑之前在《室内》主要负责有关工业设计的部分。著名的阿尔文·鲁斯蒂格 (Alvin Lustig) 是艺术指导。对于《I.D.》的目标读者而言，鲁斯蒂格已是家喻户晓了；而两位合作编辑则默默无闻。但她们是杰出的人选。简在现代艺术馆 (MoMA) 的菲利普·强森 (Philip Johnson) 手下工作过。她对设计有着独到的理解；总是强烈地要求自己去获取没人愿意分享的信息；她对潜在的好故事和主题具有新闻记者般的预见力。黛博拉则有着把看上去晦涩难懂的主题转化成通俗语言的能力。她有关汽车设计的评论很快在美国和英国受到关注。更早一些时候，她写了人体工程学的系列文章。人体工程学 (human engineering) 是当时美国人的叫法，英国人称为工效学 (ergonomics)，它拓展了新的设计领域。

早先的每一期杂志都开拓着新的领域。各种深度文章涵盖了汽车工业、产品规划、大小设计工作室的运营、外聘设计顾问和雇佣内部设计师的区别，等等。第一期的出版者附记表示希望《I.D.》能 "在未来的好多年内成为创意的激发剂"。它确实持续了好多年，但也总在苦苦挣扎。由于《室内》的巨大成功，惠特尼对于依靠类似的广告收益支持《I.D.》抱有很高的期望。但广告客户没来。首先，工业设计是新兴学科，并不易被企业所理解——这也是困扰所有设计公司的现实。只有很少的人知道设计师是干嘛的。讽刺的是，查理并不在少数理解的人之列。他不能接受《I.D.》的审稿编辑经常不对产品进行详细说明，没有顾及他们的客户和整个工业。室内设计师就不那样做: 他们明确指定设计所需的地毯、地板、墙纸、油漆和家具，这也是相关产品的供应商会购买广告位的原因。尽管一位工业设计师可能会指定用铝来制作一样产品，但他没有权利选择是用雷诺兹 (Reynolds) 还是美国铝业公司 (Alcoa) 的材料。

安迪·沃霍尔为《原动机: 美国的拖拉机》所绘制的折页插图，来自第二期《I.D.》。(图片由 alvinlustig.com 提供)

《I.D.》在初期就致力于把 "设计" 和 "造型" 区分开来。或许是出于这个原因，第二期杂志刊登了简的一篇充斥着各种信息的有关拖拉机发展的长文。拖拉机是一个几乎无法通过简单改变造型就能取得改进的工业产品的案例。安迪·沃霍尔画了折页插图，这样的案例研究成为了《I.D.》的标准模式。"案例研究是一种非常好的途径，它将大量的事实浓缩在很小的空间内，" 黛博拉解释道。

《I.D.》的创刊号刊登了一篇拉迪斯拉夫·萨特纳 (Ladislav Sutnar) 的文章，杂志经常在介绍产品设计师之余也报道平面设计师。保罗·兰德 (Paul Rand) 、威尔·伯丁 (Will Burtin) 、李欧·李奥尼 (Leo Lionni) 、路·多夫斯曼 (Lou Dorfsman) 、索尔·巴斯 (Saul Bass) 、柯瑞塔修女 (Sister Corita) 、汤米·温格尔 (Tomi Ungerer) 、莱斯特·比尔 (Lester Beall) 和昆汀·菲奥雷  (Quentin Fiore) 等人的作品都曾作为主题文章。

1957年，我工作的幽默杂志社关门大吉，我从朋友的朋友那里得知《I.D.》可能招人。我打电话到杂志社并预约了简。她要求看一些我写的有关设计的文章。我其实没写过那样的文章，但我写过一些讽刺电脑的 (尽管那时大部分人还没有使用电脑的经验) 。插图是年轻的平面设计师鲍勃·古辛 (Bob Guccione) 画的 (没错，就是那个日后成名的情色片导演) 。相比我的文章，简似乎更喜欢那些插图，经过一系列测试和面试，我被录用了。

这时候黛博拉·爱伦已经不是联合编辑而是顾问编辑了，她搬去了华盛顿。但她在杂志社仍很活跃，每星期都来一次，和大伙见面，带走一大箱子手稿和提纲，下周带回一大堆修改和批注。

《I.D.》已经有了一套颇为成形的编辑哲学，它不是一本可以收买的杂志，因为设计不是一种交易。面试时，我被要求就新的选题提出想法。我正巧看过一篇报道，提到一种冰激凌容器也可以用来当手提袋。我鼓足勇气嘀咕说，最近探讨可重复使用包装的文章可不多。

展开的对页，搭配讲述银幕上如何描绘工业的文章，由拉尔夫·卡普兰 (Ralph Caplan) 撰写，《I.D.》1960年第7卷第4期。

在《I.D.》的第一项任务，我写了这样一篇文章: 用面粉口袋布做的衣服；空烟盒制作的精美玩具舞台；油桶在牙买加变成了乐器；当然，还有用来当手提包的冰激凌盒。由于没人被特别指定负责这块，我默认地成为了包装方面的编辑。

《I.D.》杂志社里的员工大都是默认的。作为新领域中的首份杂志，没有一大堆有经验的作者供你选用。只有艺术指导受过一点设计训练。设计杂志所需要的那种专业人士几乎没有。那时的技术编辑是阿瑟·格雷戈尔 (Arthur Gregor) ，一位广泛发表作品的奥地利诗人，他有工程学位但对其完全没兴趣。

想要了解那些年的工作气氛，最好的办法是去看电视连续剧《广告狂人》(Mad Men) 。典型的 "两杯马提尼午餐" (译者注: "两杯马提尼午餐" 指的是长时间的含酒精饮料的商务午餐，也被认为是 "三杯马提尼午餐" 的简化版) 可不是开玩笑的。那在当时是很正常的。而且，在 "两杯马提尼午餐" 的那十年里，查理·惠特尼都要来上三杯。和别人很不一样，他下午是谈不了生意的。对编辑的影响倒不大，惠特尼聪明地对编辑们写的东西保持距离。但他坚持保留了封面的审批权，任何给他看的封面都需要整整个一下午的来回扯皮。此外，尽管他很少过问，甚至也不看我们准备交付出版的拷贝件，但他定期会发现，我们没赚到什么钱 (我们确实没有) ，于是把编辑们叫到办公室里长篇累牍地数落一番。

杂志长期缺钱，让当上主编的我天真地设想出了自以为最大胆的编辑革新，尽管这和设计或新闻行业都沾不上边。几乎每天都有公司召开发布会介绍新品。我们每周都收到许多份看起来有趣得无法拒绝的邀请函。但是派出编辑参加要花钱，占用编辑在办公室里的时间，如果提供酒水的话，就像总是发生的那样，当他或者她回来/回不来的时候，工作的效率还得遭受额外损失。因此《I.D.》谢绝了很多发布会，但我们需要宣传资料袋里的图片和信息。

彼得·布拉德福 (Peter Bradford) 为1960年《I.D.》第7卷第4期 "纽约设计" 设计的封面，第一页是亨利·德雷福斯的同一主题的文章。

我想不出为什么，在纽约的起初几年我结识了一大票演员。他们成天到处试镜，他们在剧组之间打转。这意味着在参加演员招募评审时要表现自己。这种丢脸的每日操练要求他们衣着体面外表整洁。看上去濒临破产或饥肠辘辘可不行，尽管他们经常如此。再者，他们富有魅力，英俊潇洒，口齿伶俐。我印了一些非正式的名片，表明此人是《I.D.》的协同编辑，然后把名片分发给我认识的演员，要求他们偶尔作为杂志的代表出席某些活动。他们只要把宣传资料带给我就行。作为回报，他们得到了免费的饮料和午餐。确实，午餐通常只包括鸡尾酒和一些小点心。但这种活动多半比较大方，食物数量还是不少的。

演员们喜欢干这个。毕竟，他们扮演了编辑的角色，他们就是干这行的。而《I.D.》也因为有一群人数众多且长相出众的雇员而名声在外。

《I.D.》的停刊使人想起一些常年为其版面作出贡献的名字: 乔治·尼尔森 (George Nelson) 、杰伊·德布林 (Jay Doblin) 、阿达·路易斯·赫克斯泰勃尔 (Ada Louise Huxtable) 、埃瑞克·拉腊彼 (Eric Larrabee) 、小埃德加·考夫曼 (Edgar Kaufmann, Jr.).、雷纳·班纳姆 (Reyner Banham) 。许多员工已经离开，但有一些人仍在默默耕耘。简·米塔拉齐，现在应该叫简·汤普森了，成为汤普森设计集团 (Thompson Design Group) 的头，这是一家位于波士顿的建筑规划公司。她正在策划一本即将出版的书，有关 "设计研究" 商店，这家位于坎布里奇的设计商店是她已故的丈夫——建筑师本杰明·汤普森 (Benjamin Thompson) 创立的。史蒂文·霍尔特 (Steven Holt) 是加州艺术大学 (California College of the Arts) 工业设计的特聘教授。鲍勃·马龙 (Bob Malone) 是机器人与自动化方面的专家，他撰写了《终极机器人》(The Ultimate Robot) 和其他同一主题的著作。摄影师莫德·多尔 (Maude Dorr) 在印度博帕尔，记录拍摄目前仍具争议的1984年毒气泄漏事故所造成的创伤。奇·派尔曼 (Chee Pearlman) 管理着从事编辑与展示设计的顾问机构——奇公司 (Chee Company) 。朱莉·拉斯基 (Julie Lasky) 是《变化观察家》(Change Observer) 的编辑，它是《设计观察家》(Design Observer) 的分支，主要关注社会创新。55年前由两位女士执掌的一本工业设计杂志在全由男性占据的领域中堪称一奇。到了安妮塔·汉娜 (Annetta Hanna) 、奇·派尔曼和朱莉·拉斯基各自独当一面的时候，就没什么稀奇的了。

1988年《I.D.》35周年纪念号，刊登了丹尼斯·斯科特·布朗 (Denise Scott Brown) 、吉姆·莱勒 (Jim Lehrer) 和拉尔夫·纳德 (Ralph Nader) 的文章。

《I.D.》的一些编辑在其他领域名声大噪。约翰·格雷戈里·邓恩 (John Gregory Dunne) 成为编剧和长篇小说家。他死后6年，遗孀琼·迪迪昂 (Joan Didion) 以他的辞世为主题写了《奇想之年》(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 一书。前主编吉姆·麦罗 (Jim Mellow) 凭借他为葛楚德·史坦 (Gertrude Stein) 和其他 "迷惘的一代" 作家所写的传记赢得了国际声望。

它以专业的《工业设计》(Industrial Design) 起步，但却被称为《I.D.》。原本每月出版，其出刊频率几经变化，从月刊到双月刊，甚至每年八期。随着覆盖范围的扩张，改名为《国际设计》(International Design) 。但没人理会，大家还是管它叫《I.D.》。

杂志或者报纸停刊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但除了随之而来的伤感，悼念《I.D.》的消逝，是否预示着我们将失去更多。而且，更重要的是，思考什么东西能替代它。一个行业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有一份杂志不断地对它进行考察和解释。那种功能是不可能由官方组织的出版物来完成。很难想象，除了互联网之外还能在哪里实现这种功能；也很难看出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

为了回顾这份杂志的历程，我曾来过这儿。1988年我受邀回顾《I.D.》35周年。下面是我当时做的结论:

……《I.D.》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开端，比任何孩子所能期待都要好。我的印象——并且仅限于此——这份杂志度过了一段困难的中间时期，它和它所服务的行业都处于不稳定、不肯定和不被理解的状态。他们犹如常见的体重问题、青春痘、身份混淆、成长差异，还有闪烁着的才华。在那段时期，我时常感觉到强烈的失望，甚至于扪心自问，'我们错在哪里？' 我感觉——只是感觉——今天的这份杂志拥有了一种令人羡慕的内在力量、自信和方向。我不知道我有什么权力引以为傲，但我确实为之自豪。

20年后，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同。

本文原文发表于2010年1月5日。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article was published on January 5, 2010.